李慎之：中国传统文化的两大缺陷

李慎之（1923—2003），哲学家、社会学家。无锡人，曾任周恩来外交秘书、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美国研究所所长。资深新闻人，著名的国际问题专家，二十世纪下半叶中国自由主义思想的代表人物。

顷阅十二月十日《中国经济时报》第八版冯世则同志关于英国阿克顿勋爵说“权力腐蚀人”的文章，其中说到：

伟大的五四运动热烈欢迎德赛二先生，于今七十余年矣。认真想想，科学我以为我们一直是有的，包括传统时期在内，虽然不如西方发达（若不，李约瑟的那部巨著从何写起？）……民主在中国的技术文化中却无踪影。……

看后我不禁大吃一惊，为什么“五四”先贤接着前人几十年的探索才发现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两大缺陷，经他“认真想想”就轻易地推翻了一个。冯世则同志是我的朋友，因此我立即打电话给他，告诉他错了。他不但从善如流，而且要我写一篇文章来纠正他的误断，我也就恭敬不如从命，草此一文，投付贵报。不过，我不是学者，更不是专家，本来应该写一篇大文章的，却写不出几句话来，就只好请示原谅了。

为什么说中国传统文化中没有科学？在世界各古老文化中，只有希腊文化从文明发轫的所谓“轴心时代”开始就有科学与民主，其他如印度文化、中国文化，以及更古老的埃及文化，最古老的苏美尔文化一概没有。这已是世界史的常识。

冯世则同志提到李约瑟写的大书《中国的科学与文明》，以为他“认真想想”的“根据”，其实二十多年前“文革”尚未结束时，我分明在《参考消息》上读到李约瑟写的几近一版的文章，盛赞中国历史上的技术发明（记得那篇文章特别提到了中国人发明了马镫，使人与马联为一体，对文明有伟大的意义），但是他的总结论是中国历史上“有技术而无科学”。

为什么说中国没有科学？理由十分简单。第一，中国没有按严格的逻辑推理发展出一套科学理论绳绳相继，日新又新。第二，中国没有发展出以数学作为各门科学的共同语言。

这话是使人一读就能信服的（只是事隔二十多年，此文再也无法访求，我只能自信记忆无误而已）。在欧几里得发明推理严密的几何学之时，中国还只有占卜之书的《易经》，然而现在它却被推为科学之祖的“元典”了。数学在中国当然也是自古就有的，举一个例子来说罢，每一个木匠，要做一张圆桌，都懂得“径一周三”。祖冲之推算出来的圆周率的精确度据说比欧洲人早了几百年，这也是我们大肆宣传的。但是中国从来没有几何学。“算学”在中国历来被认为是“绝学”，也就是没法传承的学问，往往是出了一位“天才”再过若干年又出一位“天才”，得其“不传之秘”，或更进而发扬光大一下，然后又成“绝学”。如此反反复复，并无可以形诸文字的传承体系，如我们今天从小学到大学学的从西洋学来的一套数学教科书，也完全不能同中国自己的“文史之学”相比。而这些我们今天承认之为“天才”的人，在历朝历代的圣君贤相，文人学士的眼中是根本没有地位的，他们不过是“方技”或“术数”而已。

解放以后才被树立起来的汉代大发明家张衡，我几十年前读中学的时候只知道他是文学家，作过张衡四愁，与梁鸿五噫并称。崔伯玉撰张衡碑云：“数术穷天地，制作侔造化”，评价不可谓不高，不过后人评论却说：“人之思虑，必极渊微，方可通神明，体天地而类万物，否则不能契理于《易》，何有哉。”这只能叫人倒抽一口冷气。

绝大多数中国人都分不清中国人的发明原来大多是技术而很少是科学。中国历史上有四大发明，近世以来方为世人，尤其中中国人所艳称。刚刚逝世的英国科学家杨约瑟更孜孜兀兀为我们中国人发现了许许多多领先于世界其他各国的发明，大长中国人的志气。然而绝大多数中国人都分不清中国人的发明原来大多是技术而很少是科学。

但是清末的先贤如梁启超、严复是懂得这一点的，“五四”的先贤如陈独秀、胡适是懂得这一点的。后者所以要大声疾呼拥护德先生（民主）与赛先生（科学）就是因为中国博大精深的五千年文化里并没有这两样宝贝。

一九一一年，梁启超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做《学与术》，其中写道：“学也者，观察事物而发明其真理者也；术也者，取所发明之真理而致诸用者也。例如以石投水则沉，投以木则浮。观察此事实以证明水之有浮力，此物理也。应用此真理以疗治疾病，则医术也。学与术之区分及其相互关系，凡百皆准此。”严复在《原富》一书的按语中写道：“盖学与术异。学者考自然之理，立必然之例。术者据已知之理，求可成之功。学主知，术主行。”两位先生所说的学就是科学，术就是技术。他们舌蔽唇焦都想把这两个判然有别的概念引进中国，开导中国人民，没有知道中国人并不领情，“学术”一词，此前几千年始终分不清，此后八十年也还是分不清。不但如此，中国还发明了“科技”一词，到处流行，如“高科技”、“高新科技”等等，不一而足。合“科学”与“技术”而一之，实际上则是混同“科学”与“技术”而不分。

这样的混同，害处是极大的，至少是真正的科学观念输入不了，真正的科学也就上不去。

尤其是近二三十年，两弹都上了天，高楼大厦拔地而起，电脑与大哥大随处可见，中国俨然是“科技大国”了，却很少人知道“科技大国”绝非“科学大国”。

最近看到台湾“中央研究院”的院长、九十高龄的吴大猷的一篇文章，题目叫做《近数百年我国科学落后于西方的原因》。其中说：

很不幸的，我们在现代创用了“科技”这个名词，代表“科学”与“技术”两个（不是一个）观念。我们目前所注重的问题，二者的分别是重要的点。我们的探索如动机是求知，“求真理”，往往在无边的领域，由一些构想出发，按逻辑，继续不断地推行，这是“科学”探索的要义。如有具体的问题，作有具体目标的探索，我们称之为“技术性的研究”。这样粗浅的说法，并未能将“科学”和“技术”精确的鉴别；实际上二者亦非完全划分的。最好是以一些我们的熟悉的例子来说明。……又以三十年代核子物理的实验和理论探索，乃纯学术性（科学）的研究。四十年代初原子弹的研究发展，乃进入“技术性”的研究；理论探索第十次世界大战后的核能发电发展，乃技术工程。每阶段的研究，所需智力，无基本上的不同，但在探索的目标，是为求知或为求实果，和探索的方法，则不同。

……虽则科学发展结果，可能很大地改进我们的物质生活，但科学的探研者的主要原动力，多不是以物质的收获为目标的。科学研究与技术研索的主要分别，乃前者是不为先定的目标所局限，而是无止境地为“求知”前进。

吴先生把中国人发明“科技”这个名词认为是“很不幸的”，他的感慨是很深的。

我请教了可称“日本通”的朋友，问他们在同属于汉字文化圈的日本，有没有“科技”这个词，答复是“没有”，只有“科学”与“技术”两个词。只不知道同属汉字文化圈的韩国、越南、新加坡有没有“科技”这个词儿。

吴大猷先生也读过李约瑟的《中国的科学与文明》（注意：这部书的中文译名中《中国科技史》）但是他读完后的感想却与我们大多数人读过以后“爱国主义油然而生”不同，而是“微感不安”。“盖这些比较，或使一些国人有自傲自喜的依据，以为我民族的科技上长期超先于西方，只是近数百年落后于西方而已。”

他还指出：“李氏乃一优秀的科学家，他书中未指出我国输至西方者系‘科技’，而用的是‘技术’二字。”

吴先生接着再讲科学与技术之不同。他所没有说的是：中国学术从发轫之始起讲的就是“求善之学”，一切都从“应然”出发，又归结于“应然”，“实然”是不大考虑的；西方学术是“求真之学”一切都从“实然”出发，又验证于“实然”。西方学术的原动力是所谓“求知的好奇心（intellectual curiosity）”。而中国学术的最高境界，从孔子所谓“尧舜其犹病诸的修己安人之道”，到宋儒所谓“胸次一片天理流行，更无一毫人欲之私”，都根本与“求知”不相干的。

就以吴老先生提到了“求真理”三个字而论，他为什么要在这三个字上加上引号？原来中国传统文化中本来没有“真理”这个词的，是经过佛教从印度引入中国的。西学东渐以后，又以之来翻译英文truth这个字，其原义实与“事实”或真相无别，可以说是一个价值中立的词儿，而我们这一代人从小就把它看成是一个有崇高价值的词儿，从小学起，就要追求救国救民的“真理”，随时准备为“真理”而献身。在对“真理”的认识上，中国与西方实在是天差地远。

吴老先生在他那篇短文的最后一个注解中说“……内战与抗战频仍，国人之认识‘科学’与‘技术’之分别可谓始自五十，甚至六十年代。”台湾的情况，我不了解，但是大陆的情况，似乎还有些不同。吴老先生是一位物理学家，不是治学术史的。事实上，在中国，从我们上面引据的梁启超与严复的话可以明白，本世纪初就已经有思想界的领袖人物分清什么是科学，什么是技术了。不但如此，稍后于他们的国学大师、“古董先生”如王国维、陈寅恪就一直慨叹于“中国人太讲实用而无理论”。大概当时的中国学者国学根底深厚，对其缺陷体会深刻而对西学则又特新鲜的敏感，不料“五四”以后不到八十年，也输入了不少科学技术，人们就渐渐习以为常反而失去了当初曾有的正确的观察、深刻的体会了。尤其是近二三十年，两弹都上了天，高楼大厦拔地而起，电脑与大哥大随处可见，中国俨然是“科技大国”了，却很少人知道“科技大国”绝非“科学大国”。我的印象是，在本世纪初，国人好不容易才分清楚了的科学与技术，到本世纪末反而又模糊起来了。博学明辨如冯世则同志亦有此误解，也是一个例证。

后年（一九九九年）就是“五四”八十周年了。抚今追昔，我们所愧对“五四”先贤的是，我们在民主和科学两方面都没有达到他们对我们的期望。但是，我们也不必因此而有自卑的心理。因为虽然希腊文化在古代有其不可企及的辉煌，但继承和发扬之者原来都是在文化上本来无甚根底的野蛮人，即构成今日所谓西洋人的主体的日尔曼人。

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我们中国人要赶超西方并没有什么不可克服的困难，何况我们今天已有了一些科学的积累，所需要的只是彻底的觉悟与全民的共识。“知耻近乎勇”，最怕的是因无知而来的“自傲自喜”。

本文原载《中国经济时报》1997年12月31日

作者：李慎之